今天，有個人權教師問我說：「你家是怎樣的背景？怎麼你用字就是『裁決』、『評鑑』這些充滿威權的字眼？」
我是有在回想，我是這樣的嗎？但想到這位老師在團裡定位我擺著高大上的架子，說真的，我實在不是這樣定位自己的。但這個團體有審計畫權、提建議之責，怎麼表現平等或輔給地位，實在不好拿捏。
我反而有點警醒，或許是我對階級非常敏感，我實在不便揭露即使為人權教育團體，如我可能都仍是處處被漢人中心的、中產的、異性戀的、順性別的、天龍國的、以為有去中心化的、東方主義的等等鬼魅附身，而既然在體制中，我必然心甘情願在此權力操作中徜徉。
在任務團體中，我必須增能與廣結善緣，我必須如何避免被邊緣，也須自甘於在意義設定下去符應和信仰。我挑出一些權力操作的字眼，我也不希望是因為我信奉這樣的權力操作。我操用了權力的語彙，前提是我承認權力位階無所不在，我更無法認定民主與平等已在人權團體實現，我也無法不去無感於即使是人權教育團體也處處存在著權力位階。心存著權力的敏感，是正視其存在，也不覺得這權力位階非在人間消散不可。
倒是在這人權教育團體，用政治正確去認定人家具有威權性格的標籤，不正是一種威權性格的施展嗎？
我家是怎樣的背景？與其這樣問，不如問我是怎樣的背景？對於投身於異性戀家庭養育之責，並且依附機構賴以生活的人們，我處在一個像人類學家的位置，我是因此有了一個高處的視角，感覺出自己似乎能超然的凝視。
我想我已經成為足以讓人焦慮於被看透的可怕物種，所以，基於任務團體的使命，我還無意去處理他人的定位。公道自在人心，但性格上張眼開口被視為犀利，要不是周遭人要習慣，要不，大家發現我裝盲，也可能會讓他人不堪。我的確是選擇裝盲，佛性地遵從人權教育團體，因為任務團體還算是很有利他意義的，在對自己的成長也好的狀態下，我不計較與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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