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叟今天讀到盟盟們要求性平輔導團入他校示範教學也要經班級家長認可同意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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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見是這樣的：
這篇〈校外人士進班 家長反對性平成員突襲授課〉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https://goo.gl/98TGii）。
依據前述反現行性平教育者指出，現行的輔導團公開教學演示是不用遵循該項「校外人士」進班的。該篇報導指，性平輔導團的入班教學，是一種「突襲式的授課」。而教育部據述將討論輔導團在外校的公開教學是否也應比照校外人士入班授課的辦法。
事實上並沒有如報導所稱叫做「突襲式授課」的名詞。容我說明一下，國教輔導團為推廣與示範教學，法規明訂像是中央輔導團教師（如我）每年都至少要示範教學公開觀課一次，至於地方輔導團要看地方的法規怎麼訂。而我上週之前也剛在另外的他校示範教學，在上場前我們同受過許多教學培訓的輔導團員會針對示範教學的內容和教案有很多的討論。在他校示範教學活動會很早以前便通知學校，並有許多教師在場觀課。我的場次有在兩週前提出「家長同意書」，但內容比較是在談所拍攝的影像會放上教學平台的網站，對於教學內容僅提及教學主題，並沒有公告教案。
所以，依照教育部「
臺教國署國字第1060002805號函」的【(五)授課教師安排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應事先告知學生家長課程內容。】我算是告知「課程內容」了嗎？這是一個模糊的空間。
回到國教輔導團的性平輔導團事件，有性平委員表示輔導團到校示範教學是不用循「為豐富教學邀請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的注意要項。我想這個道理是因國教輔導團的示範教學除了「豐富教學」的目的，同時具備的是教師增能的活動，這本是專業觀摩且是同儕審視的活動，都有觀課教師的把關若還要家長認可，就形成不專業者干預專業增能活動。彷彿如社會大眾也要求教學醫師公告其對就診者的一切處方和診療細節。
而非教育專長的校外人士與輔導團是不適合一起類比的。輔導團的教師就跟一般校內的代課教師一樣，已經是經過證照與校園體制層層驗證，輔導團在他校的示範教學現場亦有教師同儕或專家在場檢視，教學活動已能依據教育專業行使，就如不須事先知會家長代課教師的任教內容一樣，家長其實是可在信任的機制下，不該事事都要經過知情同意的程序。
性平輔導團的教師如果要比照「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的規定，那就是否定了觀課教師同儕的教育專業，把性平輔導團教師等同看成與非教育專長的一般社會人士無異，這對性平輔導團是一個嚴重的侮辱，也是對教育部自己組成輔導團還不成材的矛盾。教育部培訓這些輔導團具備諮詢輔導引介教學技能與思潮，結果，這些（如：性平）輔導團教師的教師增能活動竟還要受家長把關，輔導團推廣教學專業增能會因此朝最保守的作為來推展，這樣就干預了教師專業的發展。
麻煩的是，教育部已經定了一個「邀請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的辦法，輔導團在各地各校所辦的公開教學演示，怎麼說，也是「校外人士入校」了，於是盟盟們就要求輔導團一體適用了，而教育部也被迫要開會做個界定。
但是，如果家長覺得要過問學校教學的調整、要監控合格教師的上課內容，這樣是否已是對教育的干預，並且扼殺教師的教學專業自主權？而這樣的寒蟬效應，將會導致教師總打最安全牌，避免觸及具爭議與思辨性的主題，這樣輔導團與公開教學還有存在的意義嗎？還是，日後的公開教學只剩下在自校自班辦理才最方便了？
如果教育部說輔導團也得一體適用「校外人士教學」的規定，性平教育就將更趨於保守，多元的性的主張就要像保守的時代，非得在冠冕堂皇的異性戀主義的標題下，透過偷渡與夾帶，才能讓多元的性有機會被學生感知與理解。
我想，教育部的「臺教國署國字第1060002805號函」所謂的「校外人士」，因為沒有界定清楚，使得輔導團在地方團的公開教學演示，也因為家長這一關，在執行上就變得更要考量家長民意了。但酷叟覺得，班級課堂的教育並不該是用家長的同意權來決定可否執行教學的。
現在的局勢是，基層教育中對性平教育越來越多的監控篩選(censorship)，盟盟的人海戰術抹黑、聚焦、格放激起異性戀生養者的分離焦慮感，使得這些家長堅信未成年學生的思想脆弱，於是以保護為名的力量干預了教育的實施。而有心講解與支持「多元的性」的老師則被民粹的力量圍攻（例如高雄的國小老師劉育豪、新竹的國中國文教師安格斯、我校兩位被校長約談的輔導活動科教師）。
現在實施基層教育，可能不得不趨向媚俗、藍海的陳腔濫調，在家長的censorship過關後，還要操作成不讓學生上完課回家越講事情變得越複雜的教學。那，性平的義理可以如何堅持呢？
跟就診者信任，醫師連執照也不用show了。信任如此重要，性平的教學如何贏得信任呢？
還是，跳過家長的疑慮，爭取教師與學生的信任才是性平教學真正該增能的能力呢？
如果性平的國教輔導團都不具「輔導提升教學」的能力，那性平輔導團是該廢掉的。像我是人權教育輔導團，如果性平不得民心會廢掉，那同理倡議廢死的人權團遲早也可因民粹的力量而被廢掉。而廢掉，保守者必然會另立輔導團，例如「得勝者品德教育」或「守貞教育」、「民族統一教育」輔導團都可應運而生。想，廢立多少是種政治角力，但其實學術思潮和普羅大眾還是距離太大，欠缺信任感與被誤導出的焦慮，都是當前教育問題的關鍵。
酷叟還是一句「信任感」是關鍵，但我也不想回到1970年代與哈維米克的年代，有人主張"Gay is good"，好像社會才有接納。
酷叟想問，在基層，非得經營"gay is good"在俗民家長圈才可對話與推得動「對教育的信任」嗎？
而在中央，就得靠魄力。而魄力是否又非得來自民意的實力？還是，靠菁英闖進聯合國，榮耀了臺灣來交換擁挺？但這樣又淪入了"gay is good"的政治操作了。
或者，就棄守對基層教育的指望了。讓多元的性少數現身在日常，在大眾生活歷練中，或許性平教育就跟同志平權一樣，竟都有了進展。而或許，酷叟這樣想也就不用那麼悲憤了。
今日的家長對學校教育不再那麼信任，社會持續認知學童不具獨立思考能力，在某些議題總被放大教學內容對學童的關鍵影響（事實上，如果家庭教育有其理念，當能在家平衡社會思潮的偏頗，因為學校鮮少干預家庭教育）。
但無論如何，如何在上課前就能爭取教師與家長的信任，似乎變成是教學現場最要先去提升的能力。
（本文作者為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師資人才庫師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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