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正義、賦權之路
公平與正義的三大內涵--機會
平等、差別待遇、培力(empower)
我在台中讀大學的時候，曾參與一個小地名調查的田野調查工作在1992年（21歲）的夏天，我跟我的搭檔騎著小機車，訪問台中沿海鄉鎮，查訪地圖上沒有標示的小地名，並要從當地人的口中，問出他們對於當地小地名的解釋。
在親近鄉土人民的過程，我見識到所謂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的事實。很多地方歷史的典故，只有老年人才知道，所以我們跟很多老年人打交道。但，我們在廟口，拿地圖問了半天，有老人是精神異常的，也有問半天後來才察覺是慢性病雙眼失明的長輩。有用著看起來就是自家用細鐵管燒鑄三輪車的腦性麻痺殘障青年（為何他們家不給他買輪椅商品用？）有熱情的長輩，堅持送我們舒跑和養樂多，我們請他們留著自己喝，但他們說家裡還有，且糖尿病不能喝（那，為何家中有這些飲料，放多久了？後來我們一想，這些飲品都是他們為了偶爾探親而來的孫子所準備的）在一戶三合院中，我們與一群圍著吊點滴坐輪椅的人們攀談。看得出來，這個坐倫理的人似乎經驗重大車禍，他已出院頭髮剔得零落成叢，顯然腦部開過刀。這些圍著他的家族人們，應是他依親返鄉陪他復健的時光，但，他似乎腦部受損，神情渙散。
國道3號通車後，我再看到曾經踏訪的台中縣沿海鄉鎮，我驚覺，我的田調老師之所以啟動這個計畫，是因為他知道這裡的地貌將因高速公路開通而大幅的轉變。我也恍然大悟，很多人不理我們這些訪查員，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就是準備要來徵收他們的土地的。（國家機器，總是恣意支配對人民資產與歷史的摧殘）
我在臺北的都會長大，參與小地名田野訪查的計畫讓我看到自己的優渥，讓我同情鄉野人們的處境。（這一段是有那麼南美革命志士「切‧格瓦拉」摩托車日記的那種啟發的感覺。）「弱勢」的體悟，是從小地名調查的體驗出發的。
而差別待遇則是同樣為人，卻在承受不同差別的對待中，有些人盡是吃虧。要達成機會平等的正義，必須要能感知
「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對等的情形。先能發現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的問題，才能進一步訴求機會平等。（手指每隻不一樣長，這不是差別待遇，這是先天的不平等。讓每隻手指都有機會自由伸展，這樣便是「機會平等」。）
台中沿海村鎮的人們在城鄉建設裡吃虧，住在台中沿海村鎮的人們，老弱婦孺，沒有都會與繁榮行政區的相同社會福利，許多弱勢的人離開市鎮，是因為城鎮的高消費，但在鄉野中，卻是沒有相應的便利資源，鄉野中的人看似安身立命，實則遷就而守貧知足。但是，國家的責任不該是如此以選票為考量高度建設城市，卻是漠視鄉村人民所需的同等需求。我在基隆教書時，許多隔代教養的孩子，父母都遠到都市工作，不知禮讓也欠缺自信的孩子，讓校內常常要排解衝突糾紛。如果這些家長都能引導孩子的智識，校園師長便也少些辛苦了。但是，基隆，還是基隆的外圍的家長和孩子們，國家沒有因應的照顧，為何國家會讓人民疲於奔波，讓偏鄉的孩子少了學習和人格的養成。所以，我說的弱勢，是我看到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我說的差別待遇影響機會平等，是在資源有限下，有些（地方）的人們總是享有資源，有些則沒有，於是影響了弱勢的發展機會。
我在瞭解班級同學的家庭屬性之後，在個體資源可能有限的「差別待遇」警覺之下，我便積極尋找對學生而言更有利的社會資源。例如：政府曾提出低收入購置電腦補助，或是輔導處免費早餐的提供，我會「釋放訊息」讓可能需要的學生「便於」申請。這種訴求機會平等的福利方案，我非常有意識地避免粗暴的「施予」作為。我一方面私底下探詢同學與家疼採用這些方案的意願（不張揚，以免未享福利的學生不平衡），一方面講究措辭，以顧及受助者的尊嚴，並探詢其採納與不運用福利措施的考量。這樣的操作，使得拉抬差別待遇處境與提升機會平等等原則不致流於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與儀式形式主義。這也說明了，我因為（學院訓練與人生歷練）瞭解弱勢的定義與處境之外，更要講求「尊重」的真諦。
階級的意識與反思，是瞭解差別待遇與達成機會平等很重要的前提。
我在帶班時，我便有意識地要讓階級的意識產生，我要身教不對物質崇拜，並要建立平價品的美學，所以我在穿著品牌上相當節制與低調。我看得出班上有些資源豐厚的學生，但是我會向學生陳述每個家庭的文化與經濟考量。我常跟弱勢的同學說我要跟同學買一樣的球鞋，而我有時也用上了學生用的東西。我的身教希望我的學生就用他們那個年紀使用的文具與衣物，不要流於世故與奢華。在平價的日常用品中，我還是經營了穿著或使用品的色調或質感，我想讓欠缺收入的同學感覺，即使是平價的東西，也可以經營出自己的品味和格調。而這，便是要給資源有限的學生empower賦權培力。
什麼是賦權培力？我看到同學用平價品或用傳統式手機，如果站在高位階來說，我是施送給他們好的東西，這是「資助」或「幫助」。但是，資助與幫助是上對下的，是有人的地位位階的。但是，因為我受「知識權力」理論及質性研究的訓練，這些理論批判人的階級與權力，所以，站在弱勢的主體來看，位階是該批判與解構的，所以，以為使用智慧型手機是聰明又有能力的消費者，是該被解構的（所以我對學生說，手機功能那麼多，都用得到嗎？還不是撥和接，一些攜帶型遊樂器有的功能只是把手機電池耗盡，讓最重要的撥和接無法使用罷了。）這樣解構智慧型手機的時尚，回歸傳統手機撥接電話的基本功能。 什麼是賦權培力？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因應教學與班級運轉，我有很多的工具與文具，但學生常看準老師什麼裝備都有，於是就算要個釘書機，遇到老師就隨口索取。（學生的資源不足）。但，身為有資源，配備齊全的我，我在非緊急的狀態下，我不借東西給學生。我跟學生說，你要優先向同學借，用你的人脈去取得，如果他們說同學沒有釘書機，我還會提示他們可以向哪些人脈取得。我常跟學生說：「我不是易開罐老師。」我不要他們因為便利，就吃定有資源的人一定要提供東西。我希望學生善用人際關係中的禮尚往來，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互相幫助。（學生原本可能是沒有資源的，但我提示他們均衡地運用人際關係的技巧，自己能創造取得資源的機會。）這就是empowerment。
我在帶班的職責，就是要創造很多種不一樣的舞台，讓各種資源有限的個體，擁有自我實現的機會。我避免直接給予他們所需（金錢，NO. 文具品， No. 幹部打掃職務分配，No.這些我都引導學生群自己喬出結論，真的沒辦法，我才介入。）如何達成機會平等的自我實現？學校的各類（含「競賽」）活動，我全都配合學校落實進行。在學年初的友愛校園各類競賽展開前，我便設定問卷，要求同學自選項目參與（有個人參賽，也有團隊組隊），裡面有繪畫書籤、布置、學務處宣導海報、作文、教室布置、班刊，類型相當眾多，我的強勢引導在於設定學生都要選擇2~3個項目參與，我的尊重意願在於同學可以自選類型參與，甚至可以多填更多項目。後續，我監督學生執行進度，另一方面我也留意都不參與者的處境（看是否是學生活動不夠全面，還是學生有個別心理障礙）。就如前面所說，學校活動可能不能符合某些同學的所長與所需，站在機會平等的角度，我便需要在其他方面找尋同學可以發揮並有助其個體提升的發展的平等機會，例如是否該引導其在領導打掃工作上的參與感與成就感，或是在園遊會的企畫（行銷能力），班服製作的流程，或是發配或監督午餐情形，或是聯絡簿寫作週成績，也就是在更多方面找尋學生發展與找到自我實現意義的「平等機會」。我希望我的班級不是英雄主義與少數風雲人物撐起來的班級，所以我的班級少有段考或模擬考拔尖頂尖人物，但我希望班級整體和諧的基礎在於同學在我提供的多樣舞台中，彼此看到學生個體的優點與特色。我希望我能做到在班上有更多時間能公開表揚細數各同學表現很棒的事情。
為了提升學生對人減少偏見而有發自內心的彼此尊重，我的班級經營會特別經營感性溫馨的元素。這個概念不是上對下宣講的「平等」「尊重」，而是從下而達成形而上的標準。人要有機會找到肯定對方之處，才會覺得對方值得尊重。社會有許多的不平等，是因為把弱勢的個體當作「他者(other，局外人)」而漠視。於是資源就不會落到「他者」身上，形成了不平等。如果讓人感覺到「自己人」，這時，機會平等與尊重就可能實現。（有些內容我移到後段，蔡老師將可發現我的人生中，遇到很多很可憐的局外人，像是愛滋病患、身心障礙者、公娼、貧窮者等等），所以，我必須在班創造有人情味的環境，並要讓多元的班級成員彼此創造參與互動。這樣，便是擴大優勢學生的眼界，創造弱勢者發展的機會（也就是賦權培力）。我這麼做，讓「人情味」出來：1.教室布置我有一區叫做「心語樹」，2.聖誕節裝飾布置加心願卡，3.佈置區張貼學生特寫照片。
心語樹選擇每月慶生的學生為對象，全班發給各色小紙卡（3.5公分*5公分），每個學生可以寫對壽星的祝福。寫完後貼上心語樹成為樹葉。每個學生都可感受到同學以紙卡互相表達的悄悄話與祝福。（理念：創造每生多元管道的人際互動與風格化的表達）
聖誕節裝飾布置，每個人可選自己帶的裝飾品，發給同樣制式紙卡，讓每個學生都可展示自己的年度心願，佈置在教室窗外，全校師生都可路過欣賞。（理念：學生各自攜帶想展示的東西，每個裝飾物與心願卡內容都展現個人風格，也是人格的延伸，即使妝點紙鶴，也給予肯定，只要是能承擔遺失風險的小東西，都接受成為佈置。每個人，都是有夢想有風格的人。）
佈置區張貼學生特寫照片：慈濟基金會有刊物，也有靜思堂展示志工成果。我認為紀錄學習活動，展示學生參與學習的照片，可以強化學生彼此的認同，也可回顧學生參與課堂的成果。照片由我選擇，不管是大家經常「公幹」討厭的對象，或者是風雲人物或萬人迷，全都在照片之中，大家可自然而然地接納同處一起的情境。照片是提升「人味」與建立親密感的重要媒材。即使是班刊，我也把我的所有班級活動照片提供（包括生活科技、家政、童軍、表藝、美術上課情景與作品），使得我們的班刊與班級網頁有豐富的圖像讓大家不斷看到彼此融合在一起的景象。
當親密感建立後，引導學生看見同學的差異、接納差異的基礎便有了，自然同學不會對自己的同學創造圈圈排擠或差別對待。
如果要說「差別待遇」「機會平等」、正義、賦權培力是什麼？以我的學院訓練來說，我優先會定義，那什麼不是差別待遇（例如我舉例手指不一樣長），什麼不是機會平等（例如政治正確、假尊重、形式上與齊頭的平等、施捨的，有位階上去「幫助」與資助的），什麼不是正義（讓人受害、蒙受損失、不合理的不平等對待、歧視的），什麼不是賦權培力（直接給予，不求結構上的改變，治標的，無視資源分配不合理，用他者心態不以人看待的）這些，算是我的帶班警覺與理念吧！
至於，後面寫的原本是想陳述我為何會看重「差別待遇」「機會平等」、正義、賦權培力，我就從我栽入性別平等意識、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的過程再細述（其實後面的文章是我先寫的內容，我移到後段）.....
大學畢業前夕，忙著畢業紀念冊編輯，讀歷史的關係，我在畢業紀念冊放入的我大學四年時，同一個時代的大事。這四年，包括我看到我的同學參加校內異議性社團，並去臺北參加野百合靜坐。而後來，我的學校也有抗議砍樹、趕走校內麥當勞等事件。這些抗爭，非常貼近我的大學生活。
忙編畢業紀念冊，又要考研究所，所以我發誓，如果我有機會考上，我就去最危險的機構當志工。真的上了研究所，為了還願，我加入關懷愛滋病患的誼光義工組織，在這組織，我認識一個原住民義工叫做張維，後來，他告訴我他是男同性戀，再後來，他告訴我他是個感染者（！）但，他很健康，1987年他感染至今，經雞尾酒療法，他宣稱已在體內測不出病毒。而在誼光義工組織之中，我聽聞了很多對於愛滋病的成見與社會偏見和恐慌的事。這時，我在大學辯論培訓的訓練也讓我反思，人們不會對B形肝炎、肺結核怕成這樣，但對傳染途徑清楚可避的愛滋病患卻非常恐慌（包括我之前探訪安寧病房時，也是非常害怕），但，張維讓我知道事實，他與未感染的伴侶同住超過7年，他們珍惜彼此的關係，人居然是可以避開成見而互相珍惜的。從義工組織及延伸閱讀中，我得知感染者承擔社會的種種壓力，我也比對資料可以看到澎湖輸血感染愛滋中學生被排擠與集體轉班的恐慌，以及師大舞台劇才子學生田啟元如何被師大隔離上課，但他仍逕自綻放舞台劇的才華。這些社會爭議事件，在我研究所時沸沸揚揚地被報導。因為我曾親近最受愛滋污名的社群，我也高度注意。
而我因為對義工組織的工作還是心生畏懼（但我已能將心比心受感染者的處境），我在一期受訓後，便沒有再進入義工團體，而是在深受中央大學「性/別概念」與「酷兒queer theory」洗禮之下，我開始發起性別研究的讀書會（我在網路發佈消息，在宿舍張貼自製傳單，我想找人討論有關性/別理論。我特別獲得一個在校旁孕育異議性社團有成的克難茶店的首肯，每週在那邊舉辦讀書會。我的概念是，知識可以由下而上建構，只要有人參與，我的讀書會就是運轉，沒人參與，我一人也是讀書會。那家克難茶店叫做「La Vie Shop」他們用這法文自創中文店名，因無法造字，我都稱之為「拉茶店」。這家店是由強調台灣主體的博士生所開，中央大學異議性社團：環境保護社、女研社、海濤社...都在拉茶店聚會。後來，我的讀書會一直定期舉行，前面提的這些社團的成員，大家都互相參與彼此的社團。我發起的這的讀書會運轉了有5年之久，探討很多女性主義、同志理論、多元性別，我們也參加很多研討會。這個時代，酷兒理論相當新穎，這個理論在西方也與激進的抗愛滋偏見運動整合，臺灣在1994~1998年性別運動也如火如荼展開，中央大學因為有何春蕤和卡維波、丁乃菲等學者，也成為性別研究的重鎮。我們一群讀書會的人，當年就是讀著「島嶼邊緣」雜誌，參與彭婉如命案後的「女權火照夜路」以及雛妓救援運動，1998年，我們還走上街頭抗議北市廢公娼。而後來我就跟我的指導教授說，我不要寫臺灣史的論文了，請求教授讓我寫社會性別意識的社會史。此後，我們很多人持續關注愛滋權益運動、公娼運動、修訂父權民法法令、中正大學性騷擾事件、台大學生會曝光同性戀會長事件。
我在撰寫論文期間，仰賴使用台大婦女研究室的書庫資源，並且與性別空間研究的學者畢恆達對話並關注畢的相關著作，同時，我也開始領略質性研究的典範。至此，更瞭解到量化研究中存在的霸權思維，以及過往量化實證研究成果如何地製造假科學論述，並為主流價值做嫁，並又如何地強化對弱勢的污名詮釋。這時，我已深受傅柯「知識/權力」理論的影響，讓我對既有自詡為「主流」、「正確」、「正常」的權力非常地憎恨。或許，也因為接觸的師長都帶有批判性、新左派及後殖民的理論屬性，所以，我對於政治運動中所訴求的國族主義感覺這些仍是父權且異性戀思維的一環，是種不夠進步訴求。女性主義者的英國文學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的這句話我非常認同：「事實上，作為一個『外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 （關於吳爾芙這句話的闡釋，請看何春蕤這篇http://sex.ncu.edu.tw/publication/1994/women/58.htm）
問題是，我們的教育其實就是為國家服務的。所以，我也必須務實地去配合國家、校方與家長的期待。而我能做的，就是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裡，適時地把我的反思提出，給予學生平衡的資訊（例如，名著「西線無戰事」中德國老師鼓舞年輕人上戰場，我問這叫人上戰場的老師是否該為傷亡負責。或者，日本廢除纏足的用意，八田與一興建嘉南大圳的歷史評價等。）（再例如，學生有時會問為何九年級那麼少開班會，我則必須一方面釐清班會的異議，一方面必須權宜地犧牲班會來考試，一方面，則發放問卷普查班級事務，過濾是個人問題或是需團體議決的事務，再調節是否考完整節，或留校討論與表決。但另一方面，我捨棄用最多的心力在表揚筆試優異的學生。我也以自己的例子，展示我在高職的學習與我在高中課程的體驗。）我認為在主流的體制中，讓學生有兩面具陳的資訊，這是我塑造機會平等很重視的原則。
所以，我所講的機會平等：其中一個概念，就是提供充足的資訊，開放選擇的可能（我在升學輔導與生活輔導會秉持這個原則）（包括是否值得看完連續劇，或是把時間用在網路、電玩與臉書，我常希望他們回顧，時間投注下去了，他們獲得什麼？他們認為這些是否有意義。學生能賦予意義，我也沒什麼好去反駁他所選擇。但就在意義的思考中，我與學生便有討論）機會平等的概念是在資訊充足的情形下，順其意願完成他們覺得有意義的事。我能做的是，學生要練舞，那我陪。學生要晚自習，我成全。學生有繳費但午餐點領不足，我安排同學拿備餐。我當導師必須滿足學生要成就各種自我的條件。（要不要見網友，要不要談感情....這些，都是在衡量得失的對話中讓學生自己做決定。）但，我的開放，還是有個底線，至少都不能違背法律，以及危及我自己的工作權。因為我還想多宣傳理念，所以有些理念我並不急著一定鼓吹個人解放，但在合法與可被接受的論述空間中，我會去操作促成學生的反思（例如：甲同學要求買多貴的班服，那我也必須提示，也有家庭的資產配置是無法納入這樣的價值考量。這樣讓同學討論，是否該班費補助，還是有能力者餽贈，還是有人接受班費先墊，分期付款。還是老師安排公差以勞代賑。）重點是，若班上有人享受班服的團體感，就不該有人無福享用。但平等不見得大家都付一樣的錢，或者大家一律都付費購買。但我必須釐清，參與班級團隊一心的機會不能因費用這事而犧牲無意願者的權利。
關於正義，我的思考先要定義什麼是不義：除了我前述所提的（讓人受害、蒙受損失、不合理的不平等對待、歧視的），另一個部分的不義，就是濫用權力，以及自我中心。
濫用權力：霸凌、對弱勢率行定義與詮釋、超越職權行使範圍（所以常要與幹部和同學釐清職權範圍，尤其是風紀或小老師。我班吳秉睿七年級任英語小老師時，他曾自認英語考卷無用，對登記完的考卷棄置櫃內而沒發還同學，或者是期限一到，立刻將作業交付老師，放任未交者沒交作業，吳曾自認有此權限如此作為，但我感覺到他濫用職權，與他釐清幹部角色與權責。）這個我所介入指導的例子，可以檢驗吳的幹部工作已有讓人受害、蒙受損失與濫用權力，以及自我中心。
那如何才是正義：1.要符合程序正義，2.則要符合比例原則，3.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程序正義：各科小老師要充分告知同學繳交期限，以及其截止期限，並應積極督促同學交齊。期限到而未交者，也要告知其未收到並將繳交。
比例原則：各科小老師都能收齊作業，英語科小老師也要盡力收齊作業。各科小老師有發還作業考卷，英語科也不能自己認定考卷棄置是合理的。小老師不能拒收討厭的人的作業。
信賴保護原則：同學預期可以考完被登記到分數，小老師不能竄改分數，或者拒絕收取討厭的人的卷子。做事流程慣例上是要發還作業的，小老師便要迅速登記完分數並發還作業。
以上的這些定義與反面定義，都是源於我的學院經驗、辯論培訓經驗與長期的讀書會經驗。
其中有一本聯經出版的書，是我在大學時由老師推薦，讀了很有影響的，這本書叫做「六大觀念：真、善、美、自由、平等與正義。」
每個議題，都從正面與反面從每個面向來討論，例如「真」，討論了什麼是「不真」，不真是否可為假，假必定是否是不真，不假是否便是真。所以，我的正義或操弄得詞彙，都是在這些辯證中去思考的。
由於我有比較濃的學術屬性，所以，我由長期的學院學習經驗，所以，我比較敏銳在於用學院理論與意識去理解實務。也因為我的學科屬性與學院訓練，我比較可以感知社會現象，並賦予概念去詮釋與反應。最後，形成我的許多帶班作為，背後多有理論依據，作為我行動的依據。
我想，我就先寫成這樣了。希望對蔡老師的論文有所幫助。
吳瑞元
↑圖片引自台灣維基百科網站
